IDF学术·访谈 | 用影像书写介入现实（上）
2020年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The 4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2020”）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是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将于2020年10月17日-19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编者按：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影评人、电影史家之一，原《电影手册》主编，1995年起任法国《世界报》电影主编的他共出版近30本专著。曾任教于巴黎一大、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010年起加入巴黎政治学院政治艺术学院艺术与政治实验课程（SPEAP），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教授共同授课，并获颁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教授。2014年受命为法国国家影视中心（CNC）世界电影基金委员会副主席，现在Slate网主持电影博客。2018年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对“D20提名”评优单元评委会主席之一——让-米歇尔·付东先生进行了专访。本公众号将分为两期连载，本期为上期。
用影像书写介入现实
——让-米歇尔·付东专访
关于绵延的事物,关于那不论如何仍一往无前的东西
让-米歇尔·付东与中国电影渊源已久,1986年他进入《电影手册》所写的第一篇影评,是关于侯孝贤的——他曾在访谈中提到侯孝贤是他心目中当代在世的最伟大的导演之一。2006年,《电影手册》开始筹备“小手册”系列,其中一本《中国电影》便由他全权负责。在Slate网站的专栏中,付东每每提到中国导演时总是不吝赞美之词,如“如果说贾樟柯是当代中国的巴尔扎克,那么侯孝贤则是场面调度上的马拉美(Mallarmé)。”正是因着这份对中国电影的浓厚兴趣,他的作品履历中时常可见中国导演的身影:1999年的《论侯孝贤》,2010年的《杨德昌的电影世界》,2014年他作为编剧参与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
此次“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2018）自然不是让-米歇尔·付东初次担任中国电影节活动评委,他是平遥电影展去年的评委之一,也是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然而,被问及参与IDF评委会的独特感受,付东强调,“纪录片大会和综合性的电影节不一样,它所具有的专业性让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味道。”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宣言“我纪录事实”很好地总结了纪录片涉及的问题范围。“事实”,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上存在的现实和事件。“纪录”关系到倾注注意力、尊重事实,同时以“纪录”的方式建构一种关系或者说是生产痕迹,也就是说以各种方式再现式地生产。而“我”也很重要,因为只有依靠电影人独特的目光,才能将这些事实建构出独特的关系,建构一份纪录资料,从而成为一部纪录片。所有纪录电影,都留下了其作者观看的印痕。
“作者论”是让-米歇尔·付东曾担任主编的《电影手册》所提出的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后来法国电影工业中普遍沿用的导演中心制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遗产。“作者论”认为,导演对于一部影片的风格把控和影像创作,与作家和自己小说的关系并无二致,导演就是自己电影的“作者”。付东对宣言中“我”的强调,就可以理解为是对独树一帜的纪录片“个人影像风格”或“视听语言方式”的一种期许。然而,纪录片与电影的创作仍有不同,提起纪录片这一媒介的独特性,付东谈道:
纪录片这一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参与纪录片各个环节的个体与这一媒介的强烈、紧密的关系,不是在其他形式的电影制作中能见到的。而这种非凡的关系与纪录片所涉及的社会议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大会上看到的纪录片大多与战争、赤贫、危机、灾难等主题有关,这些主题引入了现实和悲剧的维度,而其他电影节则未必会上升到这样的人间关怀。这些严肃的议题赋予了我们更高的责任感,使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在评判这样的艺术作品时,它们尽管仍是艺术,却也通常聚焦于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现实事务,所以我们需要同时综合一个作品的艺术和现实价值来对它进行评断。今年我们在作出评审决定的过程中,也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原则。
由此可见,让-米歇尔·付东对纪录片的理解与迈克·雷诺夫“纪录片诗学”(poetics of documentary)的构想一脉相承,两者都认为纪录片并非早期电影理论奠基人约翰·格里尔逊、亨利·布雷特斯或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眼中的一面反射现实的视窗,而是融合了创作主体主观体验的艺术表现,处在“科学与美学、结构与价值、真与美的接合处”(雷诺夫)。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其中的两部中国长片,都特别有趣。一部是基于时间这一主题的,叫《四个春天》,另一部叫《24号大街》,它们都探问了中国当代的境况,而且都是关于家庭的,同时并置于当代中国这个大视野之下和个人家庭这个更具体的范围里。一部是关于绵延的事物,关于那不论如何仍一往无前的东西。另一部影片也与时间有关,跨越了相当长——好几年的时间拍摄。讲的是一对伴侣相依为命,其中这个男人有两个老婆——他以前结过婚,后来又有了新的妻子,影片的故事就这样围绕人物关系蔓延生长。
在大环境方面,影片是关于变化中的城市,讲到了高速列车从不对称的村庄中间穿过时就要把村民迁走。但与此同时它也关乎复杂的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无须成为纪录片专家也能很好地体会片中的人物关系。对于这些,影片都以简笔描绘而出,并把大量的注意力同时倾注在了个体、社会的大势和事件上。这两部影片关照的是当代中国、人类和当下。
评奖时有那么一刻,我们犹豫了一下:把头奖全都颁给中国影片好吗?这是一个国际盛会,也应该表彰非中国影片的参与,否则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让两部片子并列第一。很高兴我们最后这么干了!
《四个春天》和《24号大街》,一个在如诗的慢生活图景中,缓缓雕刻出一个平凡家庭近二十年来的得失起落;另一个用小人物的唏嘘人生,叩问一整个城乡更迭中的中国要在时代变迁中走向何处。让-米歇尔·付东在对这两个“并列第一”的选择中,倾注了他对一部“好纪录片”的最高期望:用影像留住那些绵延的事物,那不论如何注定仍一往无前的东西。
“界”之中最重要的,是不在“界”之中的东西
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主题定位为“世·界”,IDF艺术总监许江更为今年的大会拟写了一副精巧的对联“世人世事世情跬成古今人间世,界位界域界越共享万千生命界”。作为评委会主席和久负盛名的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对“世·界”一词也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所有纪录片都与制作的“世”(époque)有关,即便涉及的东西已经消逝很久了。所以“世”的问题永远是事实发生的“世”和拍摄的时刻之间如何组建(montage)的问题,这样才有了时间的纵深。有时候纵深小,碰到事情才拍;有时候纵深很大,拍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
但无论如何,“世”的维度一直都在,而这个维度也和“界”——就是取景框和取景——共同建构着我们所认知的片中“世界”。“界”之中最重要的,是不在“界”之中的东西。在选择要展现何物的同时,我们也就遮蔽了其余的东西。如是,才能让活在今天的我们跟时空上可能离我们很远、往往不太关心的事件建立联系,称其为活生生的存在,也就是建构一个“界”。
谈到自己在这一花花“世·界”中评判作品得失的标准,付东强调:纪录片作为电影艺术的形态之一,更像是一种介入现实的“影像书写”。在他看来,电影应该折射真实,而非将真实强加于电影之上;电影也不是简单的重复生活,而是真实生活的艺术表现。
如果不定义什么是好的电影,也就不能真正定义什么是好的纪录片。好的纪录片首先得是一部好电影,或者说是对电影媒介有信心的影片。它对现实同时有着尊重和好奇,还要有呈现形式的创新,以电影书写使得影片更易理解和感知,并且利用电影的手段给出更好的现实的入口。
在2017年3月4日，《提提卡失序记》放映完毕，让-米歇尔·付东与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进行映后交流。（照片：Jean-FrançoisDars）
纪录片完全是介入现实的影像,而不仅是一则简单的信息。一个名导演曾说:“我不传递信息。我不是邮差。”我不会特别期待通过看纪录片来得到什么“信息”。但由于纪录片中有了与现实的联系,甚至多面现实的联系,即便其中不提供答案,也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问题。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纪录片不是既定的程序,它是一个形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影像书写。纪录片百分之百是电影艺术的一部分,而且显然它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了。这类现实往往是各种危机和复杂的社会状况,比如赤贫、战争、社会医疗问题等等。纪录片的表达,存在于“有待被知晓发现的复杂现实”和“电影人对于这一现实的细致凝视”之间。
“对我而言,有些纪录片电影不太好,不是因为没有这种观看,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和情境有着合适关系的人物,不然这一话题对象会很有趣。还有一些纪录片,我觉得很糟糕,因为导演存在感太强,从而把自己强加于事实之上,或者歪曲了事实,而初衷本来应该是在影片中提出问题。所以“作者”这一主体是需要的,但对于所拍的对象、在投入影片拍摄的过程中,作者不能变得太强大、干涉太多。重要的是这个作者的在场对于拍摄、描述、记录的事实不能占用太多的空间。
也许,这种“留白”与“凝视”的审美取向也解释了付东为什么一直对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的影像风格尤为青睐。几年前《聂隐娘》上映, 其叙事的艰深隐晦在中国观众中惹起争议,付东反倒在媒体面前屡屡为侯孝贤“鸣不平”:“马拉美重新给诗创造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不仅是内在的、诗意上的创新,也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尝试与改变,比如页面的编排、文字的顺序、结构的调整等许多方面。而侯孝贤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用的是电影的语言,或者说他对电影的诗意进行了革新,这种革新首先就是从画面开始的。”在作品《论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中付东也对“留白的美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局部的展现有时候可以展露出更大的整体,而界之外的东西也许可以让界之内的空间更加绵延充盈,充满诗意。